1905年9月，顾维钧（1888—198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

　　当时正赶上清政府派五大臣到西方考察来到美国。作为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顾维钧参加了欢迎考察团的活动，还陪同五大臣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可以说，顾维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联系。

　　那时，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由世界各地著名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比如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德、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这些名家的课，顾维钧都选过。

　　不过，顾维钧不是书呆子，他经常参加法学社主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还进了《旁观者》编辑部，从副编辑干起，四年级时当上了总编辑。“虽然《旁观者》的工作很艰巨，但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它大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

　　后来顾维钧还担任《哥伦比亚月刊》业务经理和《哥伦比亚人》编辑，参加法语学会等，真可谓精力过人、能力过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交往中是从来不考虑种族区分的，我和各种族的学生都交朋友。”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受益于此，他在三年级被全体学生和教师选入学生代表委员会，负责与学校当局打交道。

　　1908年，顾维钧收到通知，说他已经读完了规定的124个学分，有资格毕业了。顾维钧却找到注册主任，说不想毕业。“由于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分乐意干的《旁观者》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等。”他如此解释。

　　后来注册主任给顾维钧出主意，可以拒交25美元的毕业费，然后就把他的名字去掉，并在报告中说明，顾维钧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要求。

　　1909年，顾维钧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生，并攻读了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两年，他学了法学院除有关司法程序之外的所有学科。

　　顾维钧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指导教授穆尔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还很少有人论述。

　　辛亥革命前后是顾维钧最忙的时节，一方面在图书馆翻阅各种资料，为论文做准备，一方面准备哲学博士的口试。1912年2月，顾维钧收到一封公函，邀请他去拜访民国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过了几天，顾维钧利用周末前往。张荫棠说收到总统袁世凯的秘书长发来的电报，邀请顾维钧去袁世凯的办公室当英文秘书。

　　这让顾维钧大吃一惊，他对张荫棠说：“我对这个建议受宠若惊，但我不能离开美国，因为我正在为博士学位做准备……在哥伦比亚一劳永逸地完成学业要重要得多。”（《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张荫棠说不动顾维钧，穆尔能。他说，读博士是为了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现在有非常好的机会，不能拒绝。顾维钧还是担心学业。穆尔说，口试嘛，哪天举行都行，至于论文，你的引言部分不是搞定了吗？我看了看，足够当论文了。其他不足的地方，回国路上写，寄回来就成。就这样，顾维钧“被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