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伍德是美国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学校改革领袖，在俄亥俄州斯图尔特地区联邦霍金中学担任校长达21年之久。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寄语教师：善待学生不容易，但一定要善待他们。

　　■乔治·伍德

　　在我这个年龄，记住的学生时代的东西并不多，但我却牢牢记住了我的老师的善良行为。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由于裤子穿得短了点被大孩子们嘲笑，是我的老师柯启尔太太找了一条长裤子给我穿上；三年级时，由于跟着父亲去看棒球公开赛，几年中头一次缺课，是维斯特太太安慰我说，缺课没什么要紧；当我们听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时，大个子奥贝利几乎让我们全班人都坐到他身上一起痛哭；当我因病无法在10年级上英语课时，是霍尔太太同意我回家，从而有时间观看1968年世界棒球联赛决赛首场巅峰对决；到了12年级，洛司先生带领我们走出学校去看科技展，在一次路途中，当南卡罗来纳州一家餐馆拒绝为我们当中的一位非裔美国同学提供服务时，是洛司先生让我们愤然起身离开了这家餐馆……

　　我知道自己也学了不少的知识，但是，我能铭记在心的往往是那些我无缘无故得到的爱。我不值得拥有这些爱，我只不过碰巧是他们课堂上的一个学生、一个孩子。

　　当我重温自己过去21年的笔记和日记时，有很多东西让我后悔。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的是我们的教师选择善待孩子们。这些时候，我们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机会。这些时候，我们决定让一个孩子去野外郊游，忽略某个可能不让他郊游的不当行为，从而让这个足不出户的孩子能够看到大千世界。

　　学校理应是一个容纳所有善行的地方。毕竟，孩子们是被动来到这里的，他们很少能够或者根本无法选择教室、教师或者校车司机。学校是他们除家庭成员之外第一次体验政府、亲近陌生人和权威人士的地方。学校应该是一个竞争的地方，又是一个支持孩子们努力上进的地方。我们应该明白，在孩子们的生命之中，此时此刻伴随他们的是真正喜欢他们而且为他们的最佳利益而工作的人。

　　有人问我，我在这里工作的21年间看到了什么变化？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要想善待孩子们变得更加艰难。因为随着标准的提高以及考试的加重，我们感觉自己要想去帮助、引领孩子们航行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零容忍”法案和其他严格的规定，有些孩子所犯的错误再也无法得到宽恕；一旦我们因宽恕或仁慈而犯错，就会很快被那些紧盯我们出错的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强调因辍学等而惩罚学校的做法，使得更难招收居无定所的学生。

　　这种严厉毫无益处。对孩子们严厉，不会使他们变得坚强或更聪明；强迫教育工作者在儿童生活最重要的时刻束手束脚，只会让孩子们认为生活中的大人们无能；对孩子们的需求充耳不闻，在他们需要爱心而不合所谓规矩时视而不见，并不能帮助孩子们学会任何东西。

　　善待学生不是那么容易，而宣布一个孩子受到他或她应有的惩处、得到必要的教训却更加容易。不幸的是，孩子所吸取的唯一教训有时候则是，大人们对规定和惩罚更感兴趣，而不是对孩子们感兴趣。我们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教会他们认识到，正如在我的学校见到的成百上千的孩子那样，一旦下定决心，教师就要担当；我们可以教会他们认识到，当他们在自己所挖的洞里似乎找不到出口时，学校的教职员工就要及时递上一把铲子；我们可以教会他们认识到，无论他们曾经说过或者做过多么傻、多么蠢或者多么无知的事情，心存爱心的大人们都会忽略细小的错误而长期铭记其认真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正当我考虑如何结束这封信的时候，突然有一个2010年的毕业生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曾经是一个问题孩子，差一点没毕业。我知道是我们帮他跨过了那道坎，而他想让我第一个知道他刚刚获得了一份好工作，而且待遇不错。他说，因为他毕业于我们的学校。当他去告诉他曾经的老师这个好消息时，我意识到，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一颗爱心而已。（四川宜宾学院顾兴梁编译自美国《华盛顿邮报》）

　　《中国教育报》2014年2月1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