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一则关于“浙江省下放教授评审权”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而此前，一些省份也曾传出向高校下放副教授评审权的消息，浙江省的举措被视为大胆的“破冰”之举。

　　实际上，从今年两会前夕国务院向社会公开的各部委“权力清单”中不难发现，随着中央政府管理权重心下移，教授评审权早已归属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一些高校也早有资格自主评审教授。但从地方层面迅速着手下放教授评审权，体现地方政府“松绑”放权的决心，我们也能体察出主动放权的不易。为此，我们专访武汉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领导研究中心主任蒲蕊教授，听她谈如何理解教育放权改革，以及放权之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理顺。

放权之后，政府“掌好舵”学校“划好桨”

　　■教育放权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对教育的控制，更不意味着政府对学校撒手不管。

　　■将能够由市场和社会性组织做好的事情，委托给市场和社会性组织来做，政府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掌舵”。

　　■承认政府的有限性，在公共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和社会性组织的作用，扩大学校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放弃责任。

　　■对于学校来说，关键不在于如何才能有更大更多自主权，而在于“如何用权”和“如何用好权”。

　　放权须避免滥用误用

　　记者：“放权”不仅是世界各国近年来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也是我国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中央政府解放思想，大胆放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踏步“松绑”，继续放权，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自主权。然而同时，人们也难免担忧放权后可能出现的公共教育权力滥用及教育腐败。那么，究竟该如何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放权迷局呢？

　　蒲蕊：政府对教育、对学校过度干预和直接控制，必然带来僵化、低效和浪费。要提高地方和学校办学的积极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提高教育效率和教育质量，政府简政放权非常重要。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教育放权改革的重要理由。

　　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与基层学校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放权之后怎么办？如何避免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如何避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

　　我认为，首先应当不断提高学校的自主办学能力。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各级各类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学校能否依法自主办学，能否通过自主办学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和效益，并不是单纯通过放权就能解决的。权责是一对孪生兄弟，学校办学自主权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学校必须为自身发展和教育质量提升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对于学校来说，关键不在于如何才能有更大更多自主权，而在于“如何用权”和“如何用好权”。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彰显的是学校的成熟状态，以及自主办学、自主发展的能力。因此，有必要重视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建设，通过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通过学校章程的制定，以及校长、教职员工、学生乃至家长素质与能力的提升，提高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

　　其次，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明确、完备的法案不仅能够清晰界定教育体系中各权力主体的权力、责任与义务，而且在保持教育改革的公正与公平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瑞典的《为学校负责》法案、荷兰1998年生效的《质量法案》、新西兰的《明日之学校》计划、法国的《非集中化法》、丹麦在1989年颁布实施的《公立学校法》等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此，要想更明确地界定政府、学校等主体在教育管理中的权责，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我国应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同时，考虑制定《学校法》，以支持和保障政府教育管理职能转变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

　　最后，还应加强问责与监督。在倡导“教育松绑”、“权力下放”、“扩大并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要确保教育质量，避免权力滥用、误用，有必要从国家层面推进教育绩效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加强问责、监督与评价，明确各级政府、学校、家长对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业成就所承担的责任，促使各级政府、学校乃至全社会真正明确并加强各自的教育责任意识，依据各自的高绩效目标使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教育质量的提升负责。问责与监督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应重视社区与家长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