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由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成功落下帷幕。

　　作为论坛主席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耄耋之年仍然心系祖国，关注祖国的未来，令人敬佩。尤其，他在会上就创新之道发表的主旨演讲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科学时报·大学周刊》特别邀请参会学者、大学校长和大学生从不同角度对李政道先生的主旨报告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解读，期望能为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求得几剂良方。

创新人才培养：箭在弦上，路在何方？ 

　　●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当前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一对一”：重视创新素质培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于这道有关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李政道也一直在思考。

　　通过梳理钱学森的成长历程，李政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经历。

　　“‘一对一’，也并不是一个老师只能教一个学生，可以教两个、三个、四个。”李政道自己就是这种精英教育的受益者，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尽管费米教授当时非常繁忙，可是不管有多忙，每星期都要花上半天时间给李政道作“一对一”的教导。李政道强调：“一位教授可以辅导三四位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实现‘一对一’。”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与李政道是多年的好朋友。她谈了李政道非常重视青年学生的创新素质培养。

　　“李政道过去每年一般只招一个学生，最多招两个。因为他认为，培养一个博士生，不是一两年的事，也许需要四年、五年、六年才能培养出一名博士生，而且还要‘一对一’地和他们讨论，这样已经觉得忙不过来了。”李佩希望大学教授都能够像李政道所说的那样，“通过‘一对一’的精英教育来培养人才”。

　　李佩回忆，1979～1989年，在李政道的创议和帮助下，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实行了10年，共有900多名中国年轻学子出国深造。“至今，每年暑假中科院研究生院都会举办一场‘李政道讲座’，送去美国学习的物理博士生中有成就的人都回到北京，把他们所学的、比较前沿的学术问题介绍到国内来”。

　　此外，李政道还和家人拿出全部积蓄设立了“秦惠莙—李政道基金”，专门用于资助优秀大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到科研院所观摩见习，开阔眼界。目前,海峡两岸受到这个基金资助的年轻学子已超过千人。

　　何为“一对一”精英教育

　　李政道关于“一对一”精英教育的阐述受到学界关注的同时，也让国内不少开展“一对一”教育的家教机构备受鼓舞，有的机构甚至打算将李先生的话作为招生宣传。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出：“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精英教育，和这些家教机构的‘一对一’教育，不是一回事。”

　　熊丙奇说，目前那些“一对一”教育的“个性”，大致体现为：教育机构的老师，先分析学生现在的学习状况，查找各科的薄弱环节，然后制订“个性”辅导方案，其意图是提高这些科目的考试成绩。

　　“以提高学生中考、高考科目成绩为目的的‘一对一’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性教育，而不过是为了把学生培养为一个模式的‘人才’，即考场上的高分者。”熊丙奇说，“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国大学现在也普遍采取导师制，但主要针对研究生，本科生并无导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加上教师的科研任务很重，就是有导师的硕士和博士，也很难有“一对一”的机会。调查显示，有的导师同时带的硕士和博士超过100人，更不用说本科生下课之后，就见不到老师的身影了。

　　“建立真正的导师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备导师，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熊丙奇说。

　　熊丙奇还认为，要开展真正的个性教育，激励学生善于探究、创新，必须改革升学考试单一的评价体系，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有广阔的空间，让学生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充分的选择权，包括选择教育、选择学校、选择教师，当每个个体受到尊重，才有个性教育的可能。没有这样的教育环境，连“导师制”也会异化为“伪导师制”，形式上的“一对一”教育，也就会被误解为“个性教育”。

　　“倘若这样的‘个性教育’成就为主流，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将更为沉重，个性将被学科成绩扼杀，更别指望创新人才的出现。”熊丙奇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