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１０年前的此时，湖北恩施的商守卫则独自扛着行李，乘汽车辗转２０余小时，才来到了位于武汉的大学。

　　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国人离大学门槛的距离越来越近，上学路上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姿多彩。

　　１９５６年：他一入校就是“国家干部”了

　　现年７１岁的广西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林仲湘，仍清晰记得１９５６年上大学时的每一幕。那一年，１８岁的林仲湘高中毕业，考上了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从广州来到了桂林。

　　“当时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动员能参加高考的都要高考。”林仲湘回忆，大学报到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政府组织去同一学校的人报名集体包火车车厢，并指定在一个小学集合上车。积极的林仲湘第二个报名，并组织同学交钱、托运行李。

　　他的父亲不放心，便跟了去办理上车手续。但当时的学生都追求自立，看到农村的学生独自挑着扁担来上学，林仲湘把父亲赶了回去。结果，年少的他们还是把行李弄丢了好几件。“当时风气好，最后一班车拉上我们落下的行李，给我们送去了。”林仲湘说。

　　上世纪５０年代大学免费，国家承担伙食费、讲义费，每人每月还有２元的零用钱。林仲湘回忆：“开学第一天，校长作报告，说我们已列入国家干部名单了……”在这样豪迈的氛围中，他们成长为新中国较早的一代知识分子。

　　１９７９年：她被塞进父亲的车拉到大学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勤至今仍感慨自己当年的入学情景，如电影一般。

　　１９７９年夏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三个年头，李勤以位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１０名的高考成绩被新疆大学中文系录取。那年她２１岁，已在和静县上游公社当了４年知青。

　　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８年，李勤以微小差距与大学擦肩而过；第三年，她的成绩足以让她进入第一志愿－－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然而，最终她被第五志愿新疆大学录取，专业也由英文变成了中文。那时，外语系比中文系热。

　　得知录取结果后，李勤拒绝上大学，而她在库尔勒的父亲不愿意了。李勤的父亲是一位军人，在当年新生报到的前一天，父亲托朋友开着车从库尔勒赶到和静县上游公社，把她连同行李塞进车里，又直奔县里领取报到证，连夜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才到了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学校负责人告诉李勤，再晚来半天她就要被除名了……进班后，李勤发现几乎一半同学都有过知青经历，这些人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冬天早上顶着零下３０摄氏度的低温，７点钟就起床读书了。强烈的学习氛围很快感染了李勤，她不再为没有进入理想学府而懊恼……

　　１９９９年：他感觉分数突然不那么重要了

　　１９９９年，１８岁的商守卫走出湖北恩施大山，只身来到了武汉上大学。那一年，中国高校第一次进行大规模扩招。

　　由于高考志愿填报出了问题，商守卫落榜了，但最后还是辗转进了湖北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从恩施到武汉，山路崎岖，商守卫带着干粮，花了６０元车费，坐了２２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他当时最大的困难是难以凑齐５０４５元的学费。“我爸爸和哥哥当年都在外打工，妈妈在家务农，学费主要靠借。当时还没有‘绿色通道、助学贷款’。”商守卫说。

　　１９９９年的大学，学生数量急剧增加。“明显受到扩招的影响，我感觉分数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同一个班级里的高考分数，有的是一本分数，有的连二本都没有上。我们班５２个人，差不多都是扩招进来的。” 商守卫回忆。

　　２００９年：他们青春做伴好上学

　　时间走到２１世纪，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上大学都成了“跳一跳够得着”的选择。上学途中，且看９０后的花样玩法。

　　今年８月，南宁“青春做伴好上学”的ＱＱ群活跃异常，广西当地媒体也公开了热线，召集到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学校上学报到的新生快乐组合，结伴而行，一来消除旅途寂寞，二来增加出行安全。

　　这一活动受到了新生和家长们的极大追捧。当前，准大学生们虽然多为９０后，但独立自主意识并不弱。这些准大学生大多不想让父母跟着去学校报到，而想和同龄人一路“闯天下”。

　　已考取武汉一所大学的李岩说：“和同龄人结伴前往，一路说说笑笑，以后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建立老乡会，成为朋友，然后寒暑假一起回家……这比家长送有意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