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特质高屋建瓴的把握和阐扬、对魏晋玄学的深度阐释和研究、对道教和佛教的探幽发微、对中国阐释学的深度发掘、对文化问题富有现代性精神的深入思考、对一些大型项目卓有成效的设计和指导，皆表明他既有究天人之际，探寻真善美的学术承担，更有兼济天下的现实关怀。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之中。

　　2014年9月9日，这一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在北京病逝。汤一介今年88岁，他曾颇有感慨地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

　　德厚为师——聚天下英才而教之

　　虽然幼承庭训，家学渊深，但汤一介的学术生涯却从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那时，先生已年逾五旬。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但他仍然意气风发地重登讲台，向往着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做点事情。

　　他开的第一门课是《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汤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许多外系的学生也来旁听。教室一下子变得十分拥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回忆说。当时李中华正在北大哲学系读在职研究生，汤先生讲课之际，北大已恢复了招收研究生的制度。那时能为研究生开课的老师并不多，所开课程亦有限，因此，“一听说汤先生要讲‘玄佛道’，学生们都争着来听课”。李中华记得开课那天，他提前从家里跑步赶往教室，但一到教室，却发现一个座位也没有，就是可以站立的地方也很有限，他与同学开玩笑说：“听汤先生的课，痛感无立锥之地。”最后只好换教室，还是坐不下，再换教室，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这是李中华第一次听汤先生讲课。汤先生讲课，语言无华，语速不缓不急，嗓音不卑不亢，重点处常常复讲，基本上是照着讲稿讲，不添加任何“幽默”和“诙谐”，表面上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却能吸引你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下课后，大家议论纷纷，说听汤先生的课，有如参加一场思想理论和学术的盛宴。

　　汤先生生前曾回忆：“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终听完这门课。”周一良是陈寅恪的弟子，是国内外著名史学大家。

　　1984年，汤先生又为哲学系开设了“中国早期道教史”，之后又相继开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又连续讲授了“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诺波罗蜜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关于佛教的课程。皆受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欢迎。

　　汤先生的课为什么这样受欢迎？在李中华看来，首先是有新意，“汤先生讲课贵在所得。这与汤先生的家学影响及多年积累有关。听他的课，虽不觉生动，但觉深刻，可使人回味、使人深省”。其次是有突破，汤先生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冲出了多年设定的思想禁区和框框。再其次是有才情。“汤先生讲课质实而无虚夸、无穿凿、无卖弄、无诋毁。对古人及其思想给以同情的理解，故使人听起来可靠、可信、可受”。

　　在汤先生的教学生涯中，培养研究生是他教学的一个重点。从1991年至今，汤先生共培养了近40位博士生。这些博士生毕业后，大部分在高校任职，多数已被评为教授、副教授并成为教学与学术研究骨干。“先生教书，具有特有的学术风采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做汤先生的学生是件荣幸而又幸福的事。”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广保说。“先生治学严谨，事必躬亲。我们的博士论文他都要一页页地认真看，仔细改。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严格，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也很关心，当年我博士毕业找工作时，先生为我写了好几份推荐信。我们写的书都请汤先生作序，先生不仅抽时间为我们写序，还认真地指出每本书的优缺点，有时还为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提出建议。”张广保回忆说。

　　“玄、佛、道，是汤先生家学传统的一部分，汤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基本上继承了其父亲汤用彤老先生的‘真传’。”北大哲学系教授、《汤用彤传》作者孙尚扬说。据孙尚扬介绍，当年他写《汤用彤传》时还不到30岁，博士毕业刚工作不久。“汤用彤先生是学术大家，先生让我为其父亲作传，是想让我借此机会多读些老先生的书，这是在有意识地栽培、提升学生。”《汤用彤传》1996年在台湾出版发行，并收入《世界哲学家丛书》。

　　“汤先生对北大哲学系以及哲学后辈学者充满期待。”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十分关心哲学系未来的发展，“我刚任哲学系主任时曾请教先生。汤先生认为北大哲学系应该培养出更多的哲学家，应更多关注哲学问题；先生强调哲学系学科之间应打破壁垒，做中国研究要学习西方知识，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哲学也要有中国根基。这是汤先生个人追求的一贯理念。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