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钢，博士，教授。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1994年调任北京大学昌平校区党工委副书记。2003年任浙江海洋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学院党委副书记至今。

　　主要论著：《经济政治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论公共社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黄建钢是个喜欢独立思想同时又关注中国社会变化的人。近年来，每每他推出的新观点总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细细琢磨之后，那里面不仅透露出敢为人先的勇气，而且是蕴含智慧的学理分析与切中时弊的大胆建言。

　　比如，当正学术圈里做学术的人们，一直在为社会科学中古老的学科之一——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和发展而苦恼时，乐于独立思想的他却出版了54万字的《经济政治学——对经济及其发展的政治学解释》（2008年）。当人们大多陶醉于市场化改革之后快速发展带来的繁荣景象时，他又推出了27万字的《论公共社会》（2009年）。

　　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学术人，是大学时代黄同学书生意气的青春追求，更是今天已成为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的黄教授终身不变的治学目标。

　　经济政治学

　　“思考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智慧。建钢送来的《经济政治学》正是他目前对正在发生或者将要面临的变化的思考。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这是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对黄建钢的专著《经济政治学——对经济及其发展的政治学解释》的评价。

　　什么是“经济政治学”？多年来，我们熟知的都是经典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呀！那么，黄建钢的《经济政治学》新意何在？竟然让萧老先生赞许他“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书生误国、空谈误国，是时下人们对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忧甚或诟病。为了走捷径，有些人喜欢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连篇累牍叠床架屋攒出一个个“高论”；也有人热衷于在小圈子里面侃大山，期盼侃出一套套不同凡响的治国之道；更有人欲望使然，脖子上安着风向标，听风便是雨，擅长鹦鹉学舌……但都不愿意走到社会实践中去，不愿意直面社会问题。

　　然而，黄建钢的《经济政治学》的的确确来自他对社会实际的观察与思考。

　　2006年，他带领的团队承担了浙江省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治理关系的研究》。身为浙江人的黄建钢，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几下“前店后厂”的温州和“鸡毛换糖”的义乌做调研。在这次重返温州、义乌等地的调查研究中，一直都在思考“浙江为什么能从30年前的经济小省一跃成为30年后的经济大省”的他发现：在经济先发区的温州，关心政治、关注政策、维护自身的权益，已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自觉；而在浙江，公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同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原来，浙江经济30年发展的巨大动力，其实是蕴涵在政治治理模式中的。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较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充分尊重民众和民间创新的基础上，政府才作出决定的模式。这是一种在计划基础之上实现了自由与计划嫁接和结合的模式。

　　这正是黄建钢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政治学”的缘起。他认为，当经济快速发展引发无序竞争、引发对人性、自然及生态的严重破坏的时候，以人为本的社会就必然要呼唤人性、秩序、节约……这就是在呼唤政治治理啊！他说：“因为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油门’、‘速度调节器’和‘制动器’，所以要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对政治治理模式进行调整，就一定要有一个更加科学的政治治理模式。”

　　在《经济政治学》中，他具体剖析了温州范式，指出其“缺少公共社会的方向”；研究了义乌范式，认为它“缺少社会国际化和城市国际化”的内容；分析了黄岩相对落后是“政治治理范式相对不稳定”所致……

　　在展望浙江未来发展的方向、在选择从现实走向未来道路的同时，他试图寻找或者叫创新一个新的社会运行发展范式。因为，正如同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样，中国经济在30年快速发展之后的今天，正急迫地呼唤政治治理，如果没有新的、科学的政治治理理念及范式，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一句空话。

　　黄建钢的结论是：政治治理的“质”决定经济发展的“度”。我们应该构建一个经济发展与政治治理有效的良性互动模式。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政治学》中，他以一个章的篇幅，提出了对建设“公共社会”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