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潘懋元将“高等教育学”第一次搬上了高校课堂；今天，年过耄耋的老人仍在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深深思索。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只要提起“先生”二字，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一位年近九十、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该院名誉院长、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大家称呼“先生”的时候，前面不带姓，也没有任何职衔，却充满了发自内心的亲切和敬重。

　　从潘懋元的学生那里知道他最近忙于为博士生上课和指导论文，记者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拨通了他的电话。没想到他竟一口答应接受采访，时间安排在周末的晚上。怀着敬仰的心情，我们走近了这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传奇”老者。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潘懋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要求一套完整的理论来支撑。但那时，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当时潘懋元刚过而立之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学并负责教务行政工作。他敏锐地认识到，忽视高等教育的特点、硬把普通教育理论搬到高等教育中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

　　听说潘懋元要“另立”山头，对高等教育进行专门研究，许多同行专家不以为然。但是，潘懋元认定了的就要坚持。

　　1956年暑假开学，厦门大学的学生们在课程表里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课程前面多了四个字，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的几位教师作出的最初尝试。虽然他们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中，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等章节改变了研究对象，却开辟了历史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我国高校课堂。

　　正当潘懋元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遇到了那个摧毁文化的时期。十年浩劫过后，是非得以厘清，久违的春风再度吹进凋敝的大学校园。反思十年动荡，人们深感违反科学规律所付出的代价之惨痛，按照教育科学规律办学、避免重蹈覆辙成为当时共同的呼声。

　　这时，潘懋元已近花甲之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他青春焕发，专心致志地投入高等教育研究。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号召“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许多高等教育工作者赞成他的建议，熟悉他的人更钦佩他的勇气和执著：多少花开花落，多少风霜雪雨，他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锲而不舍，写出了多篇论文。在上述两文中，他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高等教育科学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前景。

　　此时的潘懋元不再满足于二十多年前的“小打小闹”，他高声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为了争取理解和支持，他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高校之间，做了近百场专题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界同仁广泛响应，也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时，距潘懋元把“高等教育”搬上讲台已过去了整整22个春秋。

　　然而，对潘懋元来说，成立研究室仅仅是高等教育工作迈出的一大步，他知道，高等教育要想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除了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还必须有自己的专著。但是，理论与实践都不充分，如何撰写一部全面、系统的《高等教育学》专著？潘懋元根据多年研究反复推敲，于1981年初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纲》（讨论稿），组织了北京、上海和厦大九位青年教师，按照《大纲》分工撰写。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在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六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紧接而来的一切让潘懋元备感欣慰：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二级学科。1987年，《高等教育学》一书荣获首批“吴玉章奖”，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文科教材一等奖，1989年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

　　1986年，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听了与会欧美高校代表关于民办高校情况的报告后，他眼前一亮，脑中闪出一个想法：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

　　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需要一定勇气。那时十三大还没有召开，对于所有制问题的探讨还比较敏感，在教育这个涉及国家根本的行业里搞“私有制”，怕是很多人会跳起来。为了说服反对者，潘懋元采取了迂回策略，他对西方国家私立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又认真钻研了国家政策和改革倾向，1987年初，发表文章指出，“教育的发展受教育外部规律的制约，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同样存在……在私有经济基础上，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此说首先破解了发展民办高校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

　　随后，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传统文化，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依附理论、大学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等诸多问题不断涌入潘懋元的视线，他不畏艰难，劈荆斩棘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