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讲述的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的史济怀教授，从北京到合肥，从青年到古稀，1958年走进中国科大的校园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为本科生上课的三尺讲台，坚持为本科生讲授最基础的大学课程，他用自己50年的历程诠释了默默奉献、教书育人的新中国教师精神。

　　“因为我是一名教师，所以我离不开讲台”

　　请史济怀老师回忆自己的从教生涯，但他讲述最多的却是他亲身经历的中国科技大学从创办到发展，再走向辉煌的历史，他已经将自己融汇到整个学校50年的发展长河之中。

　　50年前，新中国决定创办一所新型的高等院校--中国科技大学，刚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史济怀被组织分配到科大工作。“记得很清楚，我是9月20日到科大报到的。那天，正好是开学典礼，郭沫若校长陪着聂荣臻元帅往礼堂里走，我跟在后面就进去了。”史济怀回忆起50年前到科大的那一幕，仿佛就在昨天。“当时，中国科大汇集了国家最尖端的科技英才，从这些大师身上，作为年轻的教师，学到了很多做人、做教师的真谛。”直到现在，史济怀还记得当时严济慈老先生的一段话：“教师讲课就如同艺术家在舞台上一样，表演的精彩，才会有观众。”把课讲得精彩，成了史济怀始终追求的目标。

　　已经退休的中国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陈江峰教授，是史济怀辅导的58级学生。50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经模糊，但对史老师当年辅导学生的场面依然记得很清晰。“他是我们这届学生印象最深的老师之一，直到现在，同学们还经常提起他。我们是科大的第一批学生，要是没有他，我们的数学基础会一团糟。”当时，越民义先生上高等数学，他有浓重的贵州地方口音，课又讲得很深，没有几个人能听懂，这就忙坏了史济怀老师，凡是比较难的地方，他都要耐心地再讲一遍。说起这些，史济怀只是淡淡地笑称，这只是因为当时自己和学生们的年龄差别不大，沟通起来可能更容易一些罢了。

　　和学生尽可能地沟通，是史济怀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他看来，让学生产生兴趣，才会有好的效果，否则就是教学上的失败。大一新生刚接触《数学分析》课，史济怀就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是自然数多还是偶然数多？一个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的心，史济怀这时就会从数学史开始娓娓道来，最后得出结论：在无穷几何中，“多少”的概念已经没有意义了。同学的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纯粹的老师”，是07级数学系本科生贺飞、袁心如等对史济怀老师的评价。“上课没有讲义，只靠一支粉笔，但即使是最复杂的证明，他都讲得行云流水，让人欲罢不能。每一次上完他的课，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鼓掌。虽然他有糖尿病，也经常看到他在课堂上大汗淋淋，一只手粉笔、一只手拿手绢不停擦汗，但是讲台上的他从来都是声音洪亮、神采奕奕，下了课还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

　　其实，为了这两堂课的“精彩”，史济怀在课下付出的劳动，学生们可能体会不到，同是中国科大数学系教师的老伴刘剑青却清楚地知道，每次上课前，史济怀都要把上课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所有的证明，都要重新在稿纸上做一遍，很多证明，50年来他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遍了，但他却认为这是最应该认真的一件事情。“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必须准备一盆水。如果在课堂上因为自己思考而出现停顿，就会把学生的思绪打断，影响教学效果。”史济怀说。

　　史济怀懂教学、爱教学，即使2001年66岁退休又被返聘后，同样是一周6课时的工作量，同样是为本科生上所有课程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一门课《数学分析》，同样的对教学的非常认真。“一周6课时，一周3次，每次2个小时，我这样的而立之年两节课上下来，都筋疲力尽，史老师都73岁了，并且50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真是让我们钦佩。”现在科大数学系任教的刘聪文说。

　　在史济怀看来，自己的职业就是教师，“我首先是老师，后来做了行政职务以后，还是老师，所以我不能离开讲台，教书是我的职责和根本，不能丢。这是科大的传统，也是我的原则。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年纪大了也运动不了，我把教书看成娱乐和兴趣，看着学生认真从你身上学东西，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尤其行政工作退了之后，我身体还好，能安心地教书、编教材，我很开心。”

　　50年的教书生涯，史济怀记得自己只缺席过两堂课。“是嗓子哑了，完全发不出声音，才请了病假。”而刘聪文却记得，史济怀老师身患糖尿病几十年，最严重时因并发症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幸亏住院的那一个多月没有课，不然还真耽误学生们的课了。”说到那次住院的事，史济怀这样告诉记者。

　　“因为教师是自己的职业，所以要牢记职责”

　　50年的光阴过去了，史济怀已经把自己事业和学校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69年，中国科大从北京南迁安徽，学校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50％以上，全校仅存20个教授、副教授。史济怀毅然告别妻儿，跟着学校到了安徽。那一年，史济怀的大儿子五岁，小女儿才十个月，妻子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两个人没有时间照顾儿女，便将儿子安顿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儿带到上海给哥哥嫂子帮忙带，妻子自己到平谷去劳动，一家四个人，四分五裂，分处四个地方。

　　而在合肥，刚刚有了“容身之所”的中国科大当时更像一个无人看管的放牛场而不是学校，“一下雨就在泥浆里走路”。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却不能动摇史济怀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1972年，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在逆境中着手恢复教学科研工作，史济怀又走上了喜爱的教学岗位，“学员的基础千差万别，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根本没办法放在一起授课，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学生分为快、中、慢三个小班，编写三种教材来授课。”史济怀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这样的授课形式，无形当中，工作量就多出了几倍。当时史济怀给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下子没学懂，这不怪你们，只要你们想认真学，不会的地方，随时来找我好了。冒着当时被“造反”的危险，史济怀和当时许许多多的老师们坚持着认真教学，带动着整个学校走向良好的教学环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大再次崛起的中坚。

　　“有不懂的问题随时来找我。”这是史济怀50年来经常告诉学生们的一句话，给每届学生上课，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所有通讯方式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以后能方便地找到自己。时光荏苒，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环境变了，现在学生们的思想和以前的学生也大不一样了，但史济怀的做法始终没变。“我也有不高兴甚至心疼的时候”史济怀说，现在有些学生学习动力不足，总想找一些学习上的捷径。“但还是有许多学生通过史济怀留下的通讯地址找到史济怀请教问题，对这些学生，史济怀照样来者不拒，但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带着问题来。这就”逼“着这些学生必须把所教授的东西复习一遍，才能找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我最不欢迎的学生是提不出问题的学生，所以我要引导着他们主动的去学，只要学生带着问题来，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教。“史济怀说。

　　看起来，史济怀对学生有些严厉，甚至有些苛刻，他先后带了将近20名硕士和博士生，对他们的论文要求非常严，有时甚至要改十几遍，绝不让学生轻易把论文发表出去。”我常给学生们说，学校只是给了你们一个平台，能不能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要靠你们的努力。因为我是一名教师，所以我要始终记着身上背负的职责。“谈起对学生的要求，史济怀如是说。但学生们其实都知道，史老师是一个对学生最关心的人，刘聪文曾经数次投考史济怀的研究生，但每次成绩都差了几分。”最后一次政治分数差了两分，史老师就对我说，如果你不能读研也没关系，我会定期寄文章、写信给你，每年你都可以来学校找我，不懂的地方我给你当面辅导，来回车费我报销。虽然后来我被科大破格录取了，但是史老师的承诺让我感动至今！“刘聪文说。2002年大年初五，史济怀教授因糖尿病引发败血症入院治疗一个多月。刘聪文前去探望，他决然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春节前交给史老师的博士论文初稿，史老师竟然是在病床上修改完成的。“史老师是我见到的最具人格魅力的老师，他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甚至刻意模仿他。”刘聪文说。

　　“因为热爱，所以我还将继续。”

　　认识史济怀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国最早从事“多复变函数空间理论”方向研究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的学者，还多次主持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高校博士点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并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殊荣。但他最热爱的还是教师这个职业，把做一个好教师当成了一生的追求。他70岁生日时，一些学生、同事想为他召开学术研讨会，他不同意，躲到孩子家去了。他告诉大家“我现在之所以还在搞教学科研，完全是出于喜爱，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年已古稀的史济怀每年接手一届新生时，都笑称这将是最后一次了，但是事实上，每一次他都退不了。数学系的陈祖墀教授告诉记者：“对于史老师，学校和系里其实都挺矛盾的。一方面，史老师的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工作现在还没有人能代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败血症住院的时候，我们一群老师去看他，都觉得他的健康状况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后来出院了，看到他每次吃饭前，都要大把大把地吃药，然后坚持上课、带学生、搞研究，实在令人敬佩。”刘聪文也记得史老师告诉他，自己早晚要退，最重要的是培养年轻人。数学系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每个星期都要召开一次由青年教师、研究生为主导的教学科研研讨会，史济怀一般都会参加，“年龄大了，搞科研不如年轻人了，但在教学业务上，还可以给他们提一点建议。”史济怀说。

　　陈祖墀教授说：“史老师非常关注年轻教师的成长。我还当2001级数学系班主任时，他给数学系上《数学分析》。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教室，上课铃响了他却没有走上讲台。我正奇怪，他才告诉我这一节是数学习题课。按规定，习题课一般由研究生助教上，主讲老师可以不到场。但是他却每堂课必到，就坐在讲台下面跟学生一起听课，下课后再跟助教指出讲课的不足。这让年轻老师受益非常大。”年轻老师吴健刚刚被学校引进时，系里安排他为外系学生上《微积分》，他感到压力很大。于是向史济怀老师请教，并去旁听史老师的课，连续了三个学期。吴健说，“听史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和教育。”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锻炼，吴健得到了“真传”，教学水平提高很快，在当年几百人参加的教学测评中，他名列第一。

　　在科大数学系，一些同辈的老教授喜欢叫史济怀“济公”，因为他名字中有一“济”字。这既是戏称，也是大家对他的尊敬。对此“外号”，史济怀的博士生罗罗开始时不太理解，后来却逐渐感到很贴切，“因为史老师是用知识'普渡'众多学生到彼岸的。”

　　今年9月，迎来50周年校庆的中国科技大学为11名在学校发展历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教师颁发“孺子牛·特殊贡献奖”。作为获奖代表，史济怀在发言中这样说：“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只要学校需要，学生欢迎，我将继续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