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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兴学只为叫醒中国

马相伯

　　语录

　　“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士。

　　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惟以文化为己任。

　　中国民族如果要救亡图存，发挥广大，一定要设法培养全国人民的哲学思想，就是说，要使他们人人能用他们的头脑去思想，去分别，去分析，去判断，夫然后才有民权自由可言。

　　以树通国之模范，庶使教中可用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用学问迎受真光。

　　唯国家柱石，端在人民，今日亡国现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为诸君计，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

　　生平

　　马相伯（一八四○—一九三九年）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徒人。一八六二年入耶稣会，后获神学博士学位。一八六九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一九○三年创办震旦学院。一九○五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一九○七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马相伯在流亡途中重病，寿终越南谅山。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劭力子为其弟子。

　　■通讯员 龚瀛琦

　　如今的徐家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是上海最繁华的商圈之一。

　　在鳞次栉比的高楼旁，有那么几栋独树一帜的古老建筑——以水磨红砖为墙的徐汇中学，保留了欧式洋房建筑风格的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即将被改建为博物馆的天文台旧址——让偶尔路过此地的人们，愿意放缓行色匆匆的脚步，揣度这来自19世纪的岁月风华。

　　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曾经留下了一位百岁老人大半辈子的足迹。他12岁时只身来到红砖楼里的依纳爵公学求学，而立之年在耶稣会的欧式洋房里成为神父，60岁时在天文台的旧址上办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

　　他培养出了无数赫赫有名的学生，蔡元培、李叔同、于右任……但他自己的名字却不广为人知——马相伯。

　　中西结合的梦想之路

　　他总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传统，汲取两者之精髓、融合两者之长处，但却始终没能调和两者的冲突与矛盾。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天主教世家。他父亲弃儒经商，兼为中医，在马相伯5岁时就把他送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或许是冲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偏爱，马相伯在12岁时走出私塾，背着父母只身来到上海，投入了一所耶稣会学校。这一读，就是整整19年。

　　从私塾走出来的懵懂少年，到耶稣会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在而立之年以“特优”的成绩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马相伯成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通才”。他精通八门语言，痴迷数学哲学，通晓天文物理。马相伯不出国门，便深谙西学，同时中文根底深厚，是当时朝廷幕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马相伯走得并不如意。他一心“为中国”的态度，被耶稣会认为有“排外”之嫌；而他推崇西方民主人权的思想，又被国人认为是“排内”。当代历史学家朱维铮写道：“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

　　随着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马相伯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在马相伯的耳顺之年，他投身教育，办起了大学。

　　1900年，马相伯“毁家兴学”，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3000亩田产捐给了耶稣会，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办学，并立下字据：“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然而，耶稣会只对捐款有意，却对办学无心，马相伯想办的“中西大学堂”成了一纸空文。

　　直到1902年，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当时还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无论寒暑，风雨无阻，每天清晨5点都会步行至位于徐家汇土山湾处的马相伯家中，跟他学习拉丁文。一段时日以后，蔡元培陆续介绍来了一批学生，也有越来越多人前来叩门求教，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炎培、胡敦复、劭力子等，还组建了一个译社。当时恰逢南洋公学闹学潮，学生因不满清政府的管制而集体退学，在此情形下，蔡元培邀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与马相伯当时的心愿不谋而合，他欣然允诺。1903年3月，学院开始招生，取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

　　虽然马相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从不强迫学生信教，坚持“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除此之外，马相伯所提倡的“学生自治制”管理模式也与耶稣会的办学理念大相径庭。1905年，耶稣会想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使其“无病而入病院”，同时改组震旦，变成一所完全由教会控制的法国化大学。

　　耶稣会的这一行径使得震旦的学生们群情激愤，他们决议全体退学，宁可另立门户，也不委屈求学。这次“震旦学潮”后，学生们推了于右任、劭力子等7个学生代表，找到马相伯说，“马院长，我们想读书。”这句话，让这个身高一米八零的老汉在学生面前掉下了眼泪。

　　那时的马相伯已经囊空如洗，但为了信守捐献家产时“自献之后、永无反悔”的承诺，也为了脱离耶稣会的控制，真正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他费尽周折，向社会募捐，在经费、师资都非常匮乏的情况下，于1905年办起了“复旦公学”。新校名“复旦”内蕴恢复震旦、振兴中华这两层含义。这也便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了。

　　正因为复旦的成立得益于社会资本的赞助，它在新式官僚的控制下日益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的大背景下，学生们纷纷弃文从商，转投学习英语、经济、技术等实用专业。据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介绍，自1917年复旦成立商科以后，1920年商科学生人数已经占到2/3，只有不到1/3的学生愿意学习文理。在马相伯看来，复旦已经离他心目中的高等学府越来越远。

　　虽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震旦和复旦，但马相伯从未放弃在中国建立一所理想大学的希望。他酝酿许久，想仿照法兰西科学研究院的形式，建立一所中国人文科学院，取名“函夏考文苑”，但最终胎死腹中。

　　纵观马相伯的办学历程，从震旦到复旦，再到流产了的函夏考文苑，他总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传统，汲取两者之精髓、融合两者之长处，但却始终没能调和两者的冲突与矛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马相伯对于高等学府的一切理想，最终都成为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