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开始，细心的重庆大足县珠溪镇乡亲们发现，每逢节假日，镇上收破烂的队伍中就会多出一个身影，个子不高、身体不壮的他经常挑着两个满是破烂的箩筐，远远看去，似乎肩上的担子会一下子把他压垮……

　　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当地玉滩中学的教师汤国民，而他收破烂获得的收入大部分用来资助学生。在这之前，从1989年开始，汤国民在执教的17年里，到底资助过多少学生，他自己也记不清楚，能说出名字的就有30多个：彭玉芳、唐光旭、唐平、何献权……

　　“真的不能叫资助，只是帮助。”

　　面对记者，汤国民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能是帮助，我的工资也不高，真的做不了什么。”

　　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资助贫困生？汤国民的理由很简单：“我经历过无钱读书的苦日子，看到贫困学生读不起书就心痛不已，便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1989年，年轻的汤国民来到大足县珠溪镇初中代课。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班上一个叫李其刚的学生，连续20多天，每天都穿同一件破旧的衣服来上课。直到家访，汤国民才知道李其刚的母亲去世，父亲多病。他立即从一月只有60元的代课工资中拿出了20元，给李其刚做生活费。而这20元的资助也成了汤国民全力资助学生的开始。

　　“因为自己的工资不高，所以帮助学生基本上都是零碎的，有时候是几十元，有时候就是一双胶鞋，一件衣服，可这也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不小的压力。”

　　1992年9月，汤国民被安排到珠溪镇最偏远的官仓初中代课。官仓初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偏远的山村，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有一次英语竞赛，有一个叫张长平的学生初选上了，要到大足县城去复赛，由于家贫没有钱去，汤国民给他付了去县城的路费与生活费。可他这趟考试，却用去了汤国民工资的一小半，为此，汤国民整整一个月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起来喝点水，然后就跑去上课，只有到午饭、晚饭的时候才能吃饱。”

　　1998年，经过全县招聘教师统考，汤国民被录为在编教师，工资也涨到250元。虽然工资高了，但是他资助的对象和金额也扩大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每个月工资的一半都帮助了学生。”

　　学生敖知兰是初中才转到汤国民班上的，当时汤国民了解到她家庭贫困的情况后，开始给她部分生活费。初中毕业后，敖知兰考上了大足中学，但却交不起一分钱的学费。

　　“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考上了重点高中怎么不读，读吧，我来资助你。不过，说实话，说出一句话相当容易，但操作起来不知有多难。坚持下去更难！学杂费和生活费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现在的敖知兰已经读到高二，她在高中所有的开支都是由汤国民提供的。记者和他一起算了一笔账，到现在，汤国民已经在学生身上“帮助”了3万多元。看着这个数字，汤国民自己都有点惊讶，在日积月累中，现在工资才600多元的他竟然为学生付出了这么多。

　　“我没有其他本事，收破烂、打铁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000年，学生彭玉芳考上了大足县第一中学后，上不起学，眼看就要失学，于是，汤国民同妻子商量决定资助彭玉芳一部分学费。从那一年起，为了攒够彭玉芳的学费，汤国民开始了节假日收破烂的生涯。

　　清晨，太阳还没出来，汤国民就担起箩筐加入了本村收破烂的队伍，到邮亭、子店、新利以及周边永川市的双石、太平，荣昌县的峰高等地挨家挨户地吆喝起来，为了多收一点破烂，有时一天要走30多公里的山路。

　　“有没有旧书旧报纸、旧凉鞋、废铁哟？”汤国民当着记者的面熟练地吆喝起来。

　　收破烂是苦力活，要挨家挨户地收，还要靠力气来挑。有一次他收了满满两箩筐，5公里的路他足足挑了3个半小时。火辣的太阳底下是光秃秃的石板路，炽热的阳光烤得人都要化了似的，脚下的凉鞋又突然坏了没法穿，汤国民只好光着脚在发烫的石板路上一步一步地挪动，最后到收购站一称足足有90公斤。整个假期收破烂所得1000多元，资助学生用去了一大半，靠着这笔钱，唐明涛、郑春燕、蒋明华等好几个学生顺利地进入了新学期的学习。

　　就这样，一到节假日，汤国民就会挑上箩筐，走村串户收破烂。

　　“学生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破烂王’，但是我感觉一点也没有什么，”汤国民顿了顿说，“我在课堂上也是这么教育他们，做人一定要拿得起放得下，为什么教师就不能收破烂呢？”

　　2004年，就是在资助敖知兰上高中那一年的暑期里，汤国民又开始了打铁生涯。

　　“除了学费，还得月月出生活费，一个月600元的工资就显得不够了。”汤国民透露，还好是在兄弟的铁匠铺做活，每加工一个铁具3分钱，一天就有十几元的收入。而这样一天下来，汤国民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全身没有一件衣服是干的。

　　“我把学费交给敖知兰时，半开玩笑地说，努力学习，这是我打铁的钱哟。”但性格内向的敖知兰当时并没在意，因为她不知道老师确实是通过打铁为她筹集学费的。

　　直到去年一个假期，敖知兰回到玉滩中学看望汤国民，因为没见到人，就来到汤国民兄弟家，看到汤国民正汗流满面地在火炉旁舞动着铁锤，全身湿透的样子与课堂上判若两人。“敖知兰一下子就哭了，当时我心里也很难受，我没有其他本事，收破烂、打铁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学生，我们做教师的能帮一点是一点。”汤国民说。

　　对于丈夫资助学生，妻子于正英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因为她在代课中也资助过不少学生，她自己的工资也才300多元。

　　“说最对不起学生是假，最对不起家庭那是真的”

　　一边是贫困的学生，一边是心爱的家庭，这时常是摆在汤国民面前的一个两难的命题。“说最对不起学生是假，最对不起家庭那是真的。”说到这里，汤国民扳着指头给记者说起了对家庭的愧疚。

　　为了帮助学生，善解人意的妻子一直和汤国民同甘共苦。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吃咸菜下饭，有时吃米汤泡饭或者喝稀饭，平常一周难得吃一次肉，妻子的衣服一般都是侄女送的。

　　为了给家庭增加收入，于正英到大足县最偏远的土门小学代课，每次一个来回，就得步行40多里的山路。

　　去年12月27日是汤国民女儿10岁的生日，汤国民与妻子花了10元钱为女儿买了一个蛋糕，生日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围着蛋糕，让女儿点燃蜡烛，许愿，为女儿唱着生日歌，给女儿“隆重”地过了10岁的生日。而这一次，也是女儿第一次尝到“奶油蛋糕”的味道。

　　1998年下半年，汤国民的父亲生了重病，由于家庭没有别的收入，父亲没有住院，只在乡村医生那儿看病，而当时的汤国民课程特别紧，土门中学离家又很远，父亲生病期间他只回去过一次，而那一次也是父亲生病期间与他最后一次见面。

　　当时初三年级教学抓得很紧，听说父亲病了，他只好在周日下午匆匆忙忙从学校步行30里路赶回家，父亲见他回来了很高兴，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并且说：“我的病没什么，吃两服药就会好的，你不用担心，安心上课。”

　　汤国民想给父亲留点钱治病，可他在口袋里摸了半天，只摸出了仅有的5元钱递给父亲说：“爸爸，儿子真的很穷，这5元钱拿去看病吧。”父亲推辞了许久，终于收下，可有谁知道，就这5元钱也是汤国民从往返学校的车费中省下来的。

　　看完父亲，汤国民连夜返回学校准备第二天的课程，令他没想到的是，第三天晚上，就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父子转眼阴阳相隔，那次见面竟成永别，5元钱也成了他今生孝敬卧病老父的绝唱。

　　谈到对家庭的愧疚，汤国民的声音始终有点哽咽，但是当记者问到他“帮助”学生是否继续下去的时候，汤国民直率地说：“我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儿子，但我更是一名教师。”

　　《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1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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