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灾难　我们的心中升起彩虹

——一名教育记者的地震周年记忆

李杨桦 绘

　　“作为一名教育记者，与地震灾区师生一同走过2008年，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如今，静静地回忆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泪水依然会情不自禁地盈满眼眶。

　　这一年，我们流过太多的泪。

　　被泪水浸泡时，我们的心，痛过。

　　被泪水冲刷后，我们的心，挂着彩虹。”

　　■本报记者 李益众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0分，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烹饪专业教师周航正在为学生讲解蛋糕制作的要点。该校烹饪专业2009届（2）班的王明玮一边听课一边操作，手中的蛋糕马上就要成型了。

　　“当时，我正在实作楼3楼上课，感到脚下的地板在微微抖动，还听到了‘呼呼’的声音，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教室的排风扇在响。随后，有同学喊：‘地震啦，快跑！’”地震过去数分钟后，王明玮在学校操场上对我说。女教师周航当时表现得非常镇定，她对学生大声喊道：“你们先走，不要慌，老师殿后！”

　　地震那一刻，我就在成都市财贸职业高中，正跟随教育部部长周济视察该校。

　　大地停止晃动后，我立即给《教育导报》副总编和《中国教育报》记者部副主任打电话，但是由于手机信号中断，多次尝试也无法拨通。

　　发走刚刚采写的稿件，我立即骑车前往华西医院，找寻正在住院的父母。在医院的广场里，我找到了惊慌失措的他们。彼此相见，我们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13日，我留守成都收集地震相关信息，分别给《中国教育报》和《教育导报》发稿，同时，等待领导派遣，焦急万分。

　　14日，我得到了让我激动不已的消息：《中国教育报》记者余冠仕和樊世刚已分别从北京和重庆出发，在成都会合后，我将同他们一起奔赴灾区采访。

　　15日一大早，三人采访小组从成都出发了。那时，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之后的采访经历，竟给了我如此大的震撼，如此多的感动。

　　听到一个教师家庭破碎的声音

　　第一个目的地是德阳。

　　在德阳市体育馆，我们偶遇了谭千秋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妻子张关蓉。当晚，我们发出了稿件——《谭千秋：生命最后的姿势》。

　　稿件记录了一个温馨教师家庭的破碎。那破碎的声音至今萦绕耳畔，撕人心肺。

　　那时，多数人还不知道谭千秋。

　　“12日早上，他还跟平常一样，6点就起来了。他给我们的小女儿洗漱穿戴好，带着她出去散步。回来后，就早早地赶到学校上班。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女儿还在家里喊着爸爸啊！”张关蓉在我们面前泣不成声。

　　谭千秋遇难后，张关蓉剪下丈夫的一缕头发，缝在一个红色的布包里，用一根白色的带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1岁零5个月的小女儿，似乎还无法感受到失去爸爸的悲痛。她一次又一次地用嫩嫩的小手去抓那个红色的布包。张关蓉从女儿手里抢过红布包，在女儿面前晃一晃：“这是你的爸爸，这是你的爸爸。”说着说着，张关蓉就呜咽了。

　　那时，我的眼里也含满了泪水。我感到整个体育馆里，气氛压抑、沉重，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谭千秋和张关蓉的小女儿名叫谭仙子。谭千秋和前妻还有一个女儿，叫谭君子。君子告诉我们：“爸爸给了我们姐妹相关的名字，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忘了，无论何时都要相互照顾。”

　　君子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每次我从北京给爸爸打电话，他总是没说几句就挂了，他觉得没必要浪费电话费。现在，我特别后悔，再也跟爸爸说不上话了。”这成了君子心中永远的遗憾。

　　君子的丧父之痛，于她刻骨铭心，但当时的我感受得并不真切。

　　今年2月，我的父亲永远地离我而去。如今，我像君子一般后悔——“再也跟爸爸说不上话了”。

　　他像抓绳子一样抓自己脚上的筋

　　16日下午4时，我们到达江油。

　　在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太平二中学生陈飞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与同学自救的过程：

　　地震后，两个大石块落下来，砸在了我的腿上。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也不怎么疼。但是，我被卡住了，动不了。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右边有一个女生，她是我们班的苏琴。她也看见了我，断断续续地喊：“陈飞，陈飞，你能不能帮我把脸上的石头和灰刨一下，我快喘不上气了。”我说：“别怕，一定要坚持，我来帮你。”

　　我的腿上流了很多血，刨了一会儿，我也没有力气了。这时，我紧紧地握住苏琴的手，对她说：“坚持，一定要坚持。我快不行了，但你一定要坚持。”

　　那时，我的上面还压了一个人，他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叫鲁超，他的半边脸都被砸烂了，我看了心里很难受。

　　我从石缝中看到外面有很多老师，我向他们招手。

　　班主任周天军看到了，对我说：“你不要慌，我马上去叫人来救你。”

　　10分钟以后，消防官兵来了。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挪开了我右边的石块，慢慢地，我头部上面的石块也被挪开了。

　　一名解放军叔叔对我说：“你是最坚强的。”我说：“你先把我上面的人救走，我没事。他流血流得太多了，要赶快救他。”

　　轮到救我的时候，一名解放军叔叔抱住我的腰往外拽，我感觉腿很痛，被石头压住了。但是，我忍住了，没有大声叫。

　　他试着用力，我的腿还是没有办法拽出来。我用手往下抓，抓住一团绳子，其实那是我脚上的筋。于是，我对解放军叔叔说：“拿一把刀子来，把腿砍断算了。”

　　医生来了，说：“不能砍，要先搬石头。”

　　很快，又有两个解放军叔叔过来了。他们尝试了很多办法，把石头搬开了，终于把我救了出来。

　　陈飞讲述这个故事时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满以为他会哭，但是他没有；我满以为他会炫耀自己的勇敢，但是他没有；我满以为他会对地震充满恐惧，但是他没有。那时，反而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每一位灾区人民都是平凡的英雄！

　　志愿者的脸上露出坚毅的神情

　　5月15日下午，德阳市体育馆。

　　一阵忙碌过后，廖勋和代贵阳坐在羽毛球馆里休息，身边躺着或坐着从绵竹市转移出来的灾民。

　　廖勋和代贵阳是绵竹市东汽中学初三（3）班的学生，也是从重灾区转移出来的灾民。但此时，他们更愿意被称为志愿者。“搬食品、抬担架、喊医生，能做的我们都做。”廖勋说。

　　地震后，代贵阳的父亲下落不明。但是，他表现得很坚强。我看到代贵阳的鼻子边，有一丝风干了的淡淡血痕。“我从汉旺过来时，太累了，空气又太干燥，鼻子里面的血管就破了。”代贵阳说。那时，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3顿没有吃米饭了。

　　他们的身边有矿泉水和饼干，但他们并不食用，而是饿着肚子搬运食品和药品。他们说：“我们少喝一口水，灾区群众就能多喝一口。”

　　这就是当代的80后青年，面对重大灾难，他们付出得那么坚定。

　　5月16日上午，德阳市人民医院外科大楼电梯口。一对兄弟戴着手套和口罩穿梭在人群中，哥哥十二三岁，弟弟八九岁。

　　他们的姐姐是成都医学院的学生，此时正在这家医院当志愿者。兄弟俩从电视中看到地震的消息后，结伴乘公共汽车从资阳市来德阳做志愿者，与姐姐会合。

　　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志愿者。见面时的第一感觉，我担心他们是否能照顾好自己，甚至担心他们会不会给灾区添乱。

　　一番交谈过后，他们使我信服。因为，我在他们稚嫩的脸庞上看到了那种要为抗震救灾做点什么的坚毅神情。

　　其实，他们本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在父母的身边享受关爱。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

　　5月17日中午，北川中学校门口的公路边。

　　炎阳似火，尘土漫天，来自某医科院校的男生正在紧张地搬运药品，女生则在为来来往往的行人分发藿香正气液。

　　这时，满身灰尘的吴明刚和他的两位伙伴迎面走来。在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我们认出了对方，惊讶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吴明刚是我大学时代的好朋友，羌族人，我与他在四川师范大学因热爱文学和足球而相识相知。他曾因家境贫寒而休学一年，但他是一个热心又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

　　地震时，吴明刚在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工作。地震后，幸免于难的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北川县城忙碌奔波。我们见面时，他正与同伴一起寻找空旷地带准备搭帐篷。

　　相逢那一刻，我们本该相拥而泣。但是，我们是男子汉，那样做似乎不妥。我们拍着对方的肩膀，简单寒暄后，各自上路。灾后相遇，虽然无暇畅谈，但知道彼此还活着就足矣。

　　这位校长倔强得像一块石头　

　　周德祥是东汽中学副校长，是学校里唯一的校领导。地震后，他倔强得像一块石头，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哪怕是领导安排的采访，他也不接受。

　　真没想到，我会跟周德祥成为朋友，尽管一开始我也在他那里碰了壁。

　　第一次见到周德祥时，他嘴皮泛白，浑身泥土。

　　“周校长一直在一线，坚守在操场，安顿从地震中逃出来的学生。”东汽中学教师罗健平说，“他不停地忙碌着，清点人数，安抚学生和家长，维持秩序，请求援助……他有条不紊地做这些事情，一直很镇定。”

　　在安顿学生时，周德祥或许还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被埋在废墟里，离开了人世。

　　这个乖乖女，很听话，很优秀，在全校文科学生中排名第一。全校师生都认为她能考上北大或清华。她的离去是周德祥最不愿触碰的痛。

　　13日下午，周德祥站在废墟边，不停地喊话。他听到废墟里传来微弱的回应，那是他的妻子在求救。

　　尽管近在眼前，但搜救难度太大了，周德祥根本无能为力。他只得无奈地离开，将妻子的安危托付给救援人员。

　　13日晚上，下起了大雨，绵竹市气温骤然下降。这边，周德祥还在为学生忙碌；那边，妻子正困在废墟里，气息越来越微弱。

　　14日上午，周德祥的妻子再也没有声音了。

　　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学生面临危险，亲人生死未卜，是营救学生，还是找寻家人？周德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灾区的大多数教师，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想，只有真正走进了灾区的人才能明白，灾区教师到底有多伟大。

　　6月15日，星期天。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34天。

　　早上7点，德阳市黄河大桥边。戴着一副眼镜，身材略胖，夹着一个黑色皮包的周德祥，朝20路公交车站走去。他看上去很憔悴。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周德祥。这一次，他向我敞开了心扉。

　　中途，语文教师高文君搭周德祥的顺风车回家。

　　“你穿的衣服，感觉都不是你自己的了。”高文君对周德祥说。

　　“是人瘦了。以前，我140多斤，现在估计只有120多斤了。”

　　沉默了几秒钟。高文君说：“祥子，一定要坚强！”。

　　那一刻，我的鼻子酸酸的。

　　12月17日，德阳的上空挂着一个温柔的太阳。我又一次走近周德祥。

　　他正在上网，见到我，微笑着站起来，向我打招呼。相比半年前神情黯然的他，此刻的周德祥看起来精神好多了，只是头发根儿白了不少。

　　“看起来你的情绪好多了。”我说。

　　周德祥说：“毕竟，时间过去这么久了，遇难亲人的事情也基本处理完了。虽然心里还是怀念她们，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得好好地活着。况且，工作多，就把忧伤和烦躁都挤走了。”

　　有几次，心理专家跟他说：“你能不能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就心理方面的问题交流一下。”周德祥回答说：“你觉得我有心理问题吗？”专家说：“没有。”周德祥说：“那我就不作心理咨询了。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走出来。”

　　我们都曾担心，会有“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周德祥。但是，这个温柔的硬汉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