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农村校办成城市校低配版”

一场官民学的“交锋”

　　“两位，能不能给张厅长一些建议，政府投向农村的钱到底该怎么花？”在日前举行的Wise—Life（智慧生活）中国教育论坛上，“破解农村教育难题”圆桌会议主持人、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发问。

　　台上摆着三个沙发，左边坐着民间公益组织北京歌路营总干事杜爽，右边是中国科学研究院农村中心主任、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负责人张林秀教授。被夹在中间的，是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一场“破解农村教育难题”的官民学“交锋”正在上演。

　　“大把的银子花在农村教育上，钱是不是花值了，我心里的问号很大。”张林秀跑了几千所农村学校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仅教师一项，每年国培、省培花了这么多钱，却没能真正调动乡村教师的积极性。

　　建房子、安多媒体容易，难的是留住乡村教师的心，“引不来，出不去”成了乡村教师的痛点。谈起农村教师，张卓玉有一肚子话要说。

　　张卓玉说，“农村教师”这四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天然地跟毕生奉献、青灯凄冷的形象牢牢绑在一起。城市学校来交流的教师大多是过来“做做客”，农村学校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传统。

　　“为什么非得要区分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张卓玉表示，“如果在城乡学校一体化的设计下，城市优质学校和农村若干所学校实现一托几模式，未来新入职的教师，不再分农村、城市，只是教师身份，根据总校、分校的安排，可以在教学点工作两年，然后轮岗到城市的总校工作。”

　　这并非空想，在山西一些地方，这样的试点正在悄然兴起。

　　在一些农村寄宿学校，杜爽看到他们利用当地民乐和乡土资源办出自己的特色。她提出建议：“在这样的一体化之下，乡村学校跟城市学校如何互动，如何留住乡土的根？要警惕乡村学校追逐城市，而把本身应该倡导或发挥的特色泯灭掉。”

　　在会后的交流中，一位来自高校的研究者谈起现在一些地方在做的城乡学区制管理、集团化办学实践时说：“农村教育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莫把农村校办成城市校的低配版。”(本报记者 刘博智 董鲁皖龙)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16日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