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候鸟”何时才能“服水土”

——部分返乡农民工子女学习、心理现状调查

　　第一天走进新学校，王俊怯生生地回答校长的问话。本报记者 郭炳德 摄

　　【核心提示】

　　从农村涌入城市，再从城市返回家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大批农民工返乡，他们的孩子也再次辗转漂泊，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故土。

　　山南海北的学生，南腔北调的方言，五花八门的教材，进度迥异的学业，还有渴求沟通和抚慰的心灵……面对不一样的学校、不一样的环境，返乡之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还好吗？

　　3月24日，星期二。

　　上午8点刚过，河南省邓州市古城四小的大铁门已经锁上，2000多名尽情玩耍的孩子把原本不大的校园挤得围墙几乎要爆裂开来。难怪，这里原本是一所村办小学，十多年前，村里划出十来亩地，自筹资金建造了这所拥有2座3层教学楼、可以容纳800名学生上课的小学，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算是很奢侈了。

　　“谁知道咋就忽地转进来这么多学生呢！”校长王晓东半是抱怨半是诉苦地告诉记者：“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是24个班的规模，2500多人，多数班额已经过百人了，我们这里实在是一个也挤不进来啦！”

　　然而，今天还是要再“挤进来”一个学生，邓州市教育局已经委派基础教育科科长胡仁领和邓州市西城区中心校校长马建龙专程前来通知，得再接收一个从北京转回来的一年级学生。

　　需要适应的，也许不只是功课

　　校长的话音刚落，大铁门的缝隙便贴上了一张稚嫩的脸蛋儿，他用好奇的眼光隔着铁门打量着校园内玩耍的“同学们”。小男孩身后不远处，他的母亲提着书包，不肯远也不敢近地盯着孩子，将信将疑地探询着校园内的一切。

　　保安打开大门，走进来的孩子仍是怯生生的。要不是母亲在后面拥着，也许他会掉头跑出去。

　　孩子叫王俊，刚刚7岁，跟随父母在北京多年。随同他来的母亲罗宇告诉记者，丈夫在京开一家汽修店，她料理后勤，原本是想让儿子接受京城的基础教育，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丈夫的汽修店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只好作停业准备。孩子刚刚在北京上了一年级的一个学期，这学期犹犹豫豫，最终还是决定转回来。听说城里班额大，怕学校不收，她先去找了市教育局。没想到教育局很重视，满口答应，没有一点儿含糊。

　　王俊返乡的第一节课，是数学。同学们回答问题十分踊跃。但是，100多人的课堂加上回答问题时乱哄哄的声音，让王俊有点不能适应，从上课到下课，他一言没发。

　　“为什么不发言呢？”

　　“这里学的是乘法，我们没学。”王俊低着头，双脚交替地蹭着地面，嗫嚅着说，“我们在北京的班里只有20个人，这里人太多，太吵……”王俊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但依旧很害羞。

　　“在学校读的是哪里的教材？”记者问。

　　孩子似乎还不太适应当地的方言语境，抬起头，对着记者把那双机灵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过之后，从书包里掏出了他的书。里面除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年级上学期课本之外，还有一些课外书籍和教辅读物，但是并没有一年级下学期的教材。

　　王晓东告诉记者，自去年年底以来，市教育局要求学校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尽最大努力解决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并且要求学校：返乡学生什么时候要求回来，学校就什么时候接收。他们学校在原有2400多人的基础上，春节后已经新增124人，小俊是第125个。虽然孩子们的家，大都在邓州本地，却从山南海北返乡，而又以沿海发达地区居多。返乡学生使用的教材多种多样，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他们不得不要求各年级抽出一定时间复习旧课，以便帮新来的学生赶上功课。

　　漂泊式上学，变得“很不正常”的学业

　　在郑州市二七区邱寨小学，9岁少年徐元已经习惯了随父母漂泊式上学。父母没有一技之长，靠的是卖力气挣钱。前两年在外地打工，城市公办学校门槛高，父母不得不咬着牙交借读费，送他去私立学校上学。去年秋季，郑州市实施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无条件免费上公办中小学的政策之后，徐元的父亲便毫不犹豫地来到郑州找了一份新工作，把孩子转到距离他们工作地点很近的邱寨小学。

　　但是在徐元看来，爸爸妈妈迁来迁去，他的学校转来转去，使他的学习“很不正常”。

　　“怎么就不正常呢？”记者问。

　　“老换课本，不一样，总得从头来，我的学习成绩总得不了第一。”看得出来，徐元一脸郁闷。

　　小徐元诉苦说，一年级课文使用“苏教版”，二年级便换成了“湘教版”，今年又换成了“人教版”，由于他换学校不是掐着学期换的，而是根据父母的工作环境换的，难免教材不能接上茬儿，这让他十分烦恼。他不知道自己学习的课本究竟哪个是“正宗”，也不知道漏掉的知识是否十分“关紧”，但对他每每造成“直接影响”的是，刚入学时，其他小朋友问的知识，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他害怕人家依此认定他是“小笨蛋”。

　　邱寨小学校长贾欣岭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的1473名学生当中，外地学生有1200多人，真正的“邱寨人”不足200人。2009年春季，他们学校转出去的学生有200多人，转进来的也有将近200人。“这次还好，大致是进出相当，不至于使我们在班额上作太大的调整。”贾欣岭无奈而又稍微松了口气。

　　返乡，不要变成另一种“寄存”

　　家在河南省新野县的戴远，正在读初二。这个皮肤稍黑但眼神有些深邃的少年，曾经跟着父母在广东省中山市上学。不久前，他父母所在的企业发生了危机，父母丢掉了工作机会，戴远也失去了在中山市上学的机会。转回河南老家时，戴远已学会了还算地道的广东话。

　　“农村学校条件差，五年级的课，还没有城里四年级学得多。”戴远说。儿子的一番话，让父亲戴文彦着了急，戴文彦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把孩子送到被称为“优质学校”的郑州四十七中上学。

　　“在大城市的优质学校上学，感觉怎么样？”已经是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戴远，面对提问，黑得清澈的眼珠转了一会儿，点点头，又摇摇头。

　　经历了两地的辗转，14岁的戴远，已不再“做一天学生，读一天书”，他更多地开始思考他们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多数是刚来郑州没几年的人，父母做生意赚钱了，但是只知道花钱把孩子‘寄存’在这个豪华的学校里，以为万事大吉了。”戴远很不客气地说，“没人沟通，没人监管，不少人在学校比吃穿，比谁家大人的生意大，赚钱多，比谁家房子气派。一两星期回家一次，好像外派干部休假，家里没人沟通，学校难以沟通，时间长了，好多孩子既没有城里孩子的机灵、敏捷，也失去了农村孩子的诚恳、朴实。”

　　这话出自一个14岁少年之口，令记者不禁哑然无语。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郭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