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贾晓燕

　　群山连绵，道路蜿蜒，一辆小轿车颠簸前行。

　　头发花白的何克抗坐在车里，悠闲地数着山梁：“一、二、三……再过一道就到喽！”

　　小轿车的目的地是河北省丰宁县。慈眉善目，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缝儿的何克抗，今年76岁，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教授，我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算起来，这已经是他第30次前往丰宁了。

　　这位大教授，不爱在宁静的大学里待着，却专爱往偏僻的小学跑。有同行评价老先生：“大学请不动，小学不请自来。”

　　3个小时后，小轿车停在丰宁县第一小学。何克抗起身下车，大步流星。有人递过水杯，何克抗一摆手，“走，去教室！”

　　二年级（3）班的语文课刚刚开始。孩子们见到何克抗，兴奋起来，“爷爷，坐我这儿吧！”何克抗的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儿，他走到教室的角落里坐下，冲语文老师段淑芬点了点头。

　　这节课讲《雷雨》。按一般的课堂程序，老师会先把生字写出来，然后带着孩子们反复练习。而段淑芬则把主动权交给了学生。“哪些生字你们不会?”孩子们七嘴八舌，最后集中在“压、乱、垂、虹”。“那该怎么记这些字？”段淑芬再一次发问。何克抗笑着环视四周，期待着孩子们的回答。

　　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课堂一下热闹起来。“我用猜字谜的方法来记！‘压’是庄字一点在腰下！”“我来教大家记‘乱’，舌字长个小尾巴！”……一个胖胖的男孩涨红了脸，大声道：“我会记‘虹’，一只小虫在打工！”教室里笑声一片。

　　认完了生字，段淑芬出人意料地让孩子们合上课本，拿出与课文匹配的阅读材料。何克抗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不错，刚好20分钟。”

　　一节课40分钟，前20分钟用于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教学，后20分钟用于读和写，其中10分钟扩展阅读，10分钟写课堂感想。这种“211”教学模式，正是何克抗设计的。过去的13年中，这位大教授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山村中小学，进行着“跨越式教学试验”，悄悄改革着语文课堂。

　　《北京文学》曾刊登过一篇著名编剧邹静之写的《女儿的作业》：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画是点还是折……我曾对女儿说，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

　　何克抗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不让孩子们成为工具。“我们的课堂，老师只关注怎么教，却很少有人关注学生怎么学。”一直温言细语的何克抗说到此处，突然提高了音调，语速加快，双手也挥舞起来。

　　“无论是课标还是老师，都认为孩子什么都不会，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教，枯燥的重复往往让孩子们昏昏欲睡。”何克抗认为，这种机械的教学正在毁掉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

　　何克抗很信服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何克抗希望能找回语文课堂的人文精神，唤回孩子们对语文的爱。

　　其实，钟情于语文课堂的何克抗专业并非中文。

　　祖籍广东梅州的何克抗19岁考进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虽然学理，但他一直痴迷写小说，甚至动过转到中文系的念头。早先，他研究汉字编码，甚至要早于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人王永民。当年在美国加州留学时，新成立不久的苹果公司邀请他去开发汉字输入，但何克抗拒绝了。

　　这次拒绝，苹果公司“汉字计划”少了执行人，但中国乡村小学却多了一位大教授。

　　“语文是母语，可别小看孩子们的母语能力。”何克抗说，“大多数幼儿园的孩子，已经可以掌握3500个常用汉字的音义和500多个句型，你觉得他啥都不会，其实你讽刺挖苦他一句，他完全听得懂！”

　　不要浪费孩子们的天赋。何克抗设计的语文课堂颠覆了以往先学生字、再阅读、再学写作的顺序，从学汉语拼音时，识字、阅读、写作就穿插进行，坚持下来，孩子们的阅读量和写作能力能大幅提高。

　　起初他选择在最好的学校里试验，但很快发现，锦上添花不是自己的目标。2003年起，他尝试把课题放到农村学校，那里的孩子条件更差，更需要优质的教育，更需要跨越式的改变。

　　最初的推广并不顺利。往往是何克抗还没解释完课题的内容，不少地方的教育局长先怕了：“一节课里老师只讲半节，这哪儿行？教学质量谁来保证？”

　　少数试验校的老师也不适应。学生扩展阅读时睡着了，搞得老师不知所措；还有的老师压力大，几夜睡不着觉，满嘴起泡……

　　何克抗更是心急如焚，一年之中，除了给在校博士生上课，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的试验区奔走，泡在农村小学课堂，与当地老师同吃同住，手把手地帮老师备课。西部学校条件艰苦，他也从不挑剔，饿了，就让老师做一盆方便面，边吃边讲。

　　“何老师不是下校听课去了，就是在下校听课的路上。”很快，连他带的博士生都摸清导师行踪的规律了。

　　13年来，何克抗的足迹遍布全国30多个试验区，北京的远郊区县、深圳的南山区、广州的越秀区、新疆库尔勒、河北丰宁、宁夏海原、甘肃成县……包括农村贫困地区在内，试验学校已发展到400多所，涉及学生6万余人。他曾经在一周之内完成了对北京、新疆、广东、湖北多地的调研，累计飞行两万公里。

　　老教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孩子们渐渐爱上了语文课，找回了观察力和想象力。西部山区一所小学的一年级学生甚至会自己编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

　　孩子们发自内心的表达，让何克抗欣慰。学习负担没有加重，但孩子们的识字量和阅读量惊人“跨越”。试验一年后，二年级的孩子能认读3000多个常用汉字，仅课内阅读就能达到八九十万字，平均能写出超过150字的段落，若在网络环境下，学生们甚至可以用电脑敲出300字以上的文章。这几乎是教育部课标要求的一倍。

　　这样的教学成果甚至吸引来了新加坡的教育管理者，可惜尚未得到我国教育部门的重视，何克抗给教育部写信，希望课题能得到支持，但石沉大海。这让老先生很难过。

　　“我希望自己做一名探路先锋，让农村的孩子们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如今，老人还在为试验奔走，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让这个试验惠及更多的孩子，他更希望哪怕有一天他不在了，这个项目仍然能持续下去。